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摘自:思高聖經學會•聖經簡介•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

景教聖經譯本

  天主教教義,遠自唐太宗貞觀九年,即公元六三五年,已由聶斯託利異端派(Zestorianism)的阿羅本主教(Blshop Alopen),從波斯傳入了中國,起名為景教,有「教義光輝,當受人景仰」之意。這異端教派在華凡七世紀(由六三五年正式傳入開始,時留時去,直至十四世紀末),歸奉者不少,連太宗,玄宗,代宗亦信而奉之。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景淨輔理主教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一六二五年在西安附近出土),凡一千九百多字,陳述天主教義大綱(該碑的複製品現存於羅馬 Lateranmuseum)。從該碑文中,我們得知他們也傳有天主教聖經,因為碑文說耶穌「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舊約),理家國於太猷」;又說在他死後「亭午昇真,經留二十七部(新約)」──他們用的敘利亞文聖經,是培喜托本,即簡明本。該碑文又好像談及他們翻譯了聖經,因為碑文說「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上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年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此外,另一份題名尊經的景教文獻(寫作年代未詳),記錄了三十五本「大秦本教經」的名字,且說景淨「譯得以上三十部」。在這些書名中,我們念到了「多惠聖王經」(聖詠)及「阿思(音恩)瞿利容經」(Evangelium,即福音)的名字。因此,學者們有認為他們已將全部或至少局部聖經譯成中文。可是,在吐魯番(一八八五~一九○五)及燉煌 (一九○六~一九○八)出土的景教文獻中,卻沒有發現任何聖經譯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份題名世尊布施論第三(書於六四一年)的文獻中,開頭的六十二節,不外是山中聖訓 (瑪6-7)的摘錄(只缺了天主經),與教會初期書於七○至九○年間的十二宗徒訓言(Didache)很類似。

  統觀上面所說的,我們認為:直至有新的景教文獻出土為止,我們仍未能肯定有景教的正式聖經譯本存在。關於上述的景教文獻,可參考羅香林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九六六年出版。


天主教聖經譯本

  十三世紀末(一二九四),方濟會士若望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 OFM1247~1328)獲准在中國傳教,領先將正統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從他的信件中,我們得知他將聖詠及新約全書譯成了韃靼人(Tartar)通用的語言,且在禮儀中採用它來朗誦及宣講 (參閱Sinica Franciscanai, 350),只可惜這譯本早巳失傳,因此學者們不能肯定他所說的「韃靼人通用的語言」是蒙古語,還是正式的漢文。

  隨著元朝的滅亡(一三六八年),在明朝多位皇帝的迫難下,這初生的教會也漸漸消沉下去了。經過了近二百年的緘默,耶穌會士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J.)才將基督的真光再次送到中國來 (一五五二年),從此,中國的教會又開始了一個新紀元。在這新紀元的初期,可以說沒有任何正式的中文聖經譯本,只有:
一、聖經經句詮解,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S.J.)的天主實義(一五九五),陽瑪諾(Emmanuel Diaz S.J.)的十誡真詮(一六四二)等;
二、聖經史實描述,如龐迪我(Didacus Pantoja, S.J.)的受難始末,艾儒略(JuliusAleni, SJ)的天主降生言行記略(一六三五)等;
三、局部聖經譯文,如陽瑪諾的聖經直解(一六三六),利類思(LousiBuglio, S.J.)的彌撒經典(一六七○)、司鐸日課(一六七四)、聖母小日課(一六七六)、已亡日課等。

  第一本中文聖經譯本,是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巴設(J. Baset, MEP)的譯品,譯自拉丁通行本,時期約在一七○○年,只譯了大部份新約、即四史福音會編(他也個別譯了四本福音)、 宗徒大事錄,聖保祿書信及希1;其餘的經書,即希 2~13、七封公函及默示錄沒有譯出(或已失傳)。譯文是簡單而通俗的白話文,其中術語有些已經定型,今日仍然採用:可惜這譯本沒有出版,現存於倫敦的 British Museum(思高聖經學會也存有一份抄本,抄於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稱為〝Sloan Manuscript〞。日後馬禮遜(Dr. Robet Morrison)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基督教中文新舊約全書的新約部分,也脫胎於此。在香港的香港大學圖書館仍存有馬氏於一八○七年帶來的巴氏譯本的一份抄本。

  第二本中文聖經譯本也是第一本中文新舊約全書譯本──是古新聖經,由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S.J.)譯自拉丁通行本,大約譯於一八○○年,只缺了(也可能是失掉了) 雅歌及大部份先知書(依撒意亞、達尼爾及約納則譯出),並按 Corneliusa Lpide, S.J.(卒於一六三七年)的注釋本(Commentary)加上經訓。譯文簡單通俗,有時帶有北方俚語。這譯本也沒有出版,原譯本(直至一九四九年)存於北平北堂圖書館。思高聖經學會也存有這譯本的局部攝影本(列上及列下),影於一九三六年,其他部份則於中日戰爭時被日軍焚毀。

  十九世紀末,兩位國籍神父著手翻譯聖經:王多默(正名未詳)先後於一八七五及一八八三年翻譯了四福音及宗徒大事錄。同時辛方濟(正名未詳)也翻譯了四福音,可惜這些譯本沒有問世,譯文(直至一九四九年)存於上海徐家匯圖書館。一八九二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德雅(J. Dejean, MEP)出版了他翻譯的四史聖經譯註。一八九七年耶穌會士李問漁翻譯和出版了新經全集。

  本世紀初(一九一三年),馬相伯翻譯了A. Mastai Ferretti 的 Les Evangilesunls, traduitsetcommentes,題名為新史合編直講,譯文雅而達;同一譯者還出版了救世福音(一九三七)和註解四史聖經(一九四八)。一九一九年,耶穌會蕭靜山出版了四福音,隨後又出版了新經全集(一九二二):譯文簡潔通順,語氣熱切動人,因此數十年來成了中國天主教會的──可以說──「中文通行本」。因此,耶穌會士巴鴻勳(J. Bataille, S.J.)也用他的譯文出版了新經合編(一九三二)。雖說如此,但在聖經學嚴格原則的要求下,這「中文通行本」在中文修辭,尤其在聖經學術方面尚多缺憾 。因此,耶穌會士們覺得有修訂的必要,遂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修訂本,是按照希臘原文修訂的。一九二三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卜土傑(Bousquet, MEP)翻譯了新經公函和默示錄;同一傳教會會士歐聲石(L. Aubazac, MEP)也先後於一九一五及一九二七年翻譯了聖保祿書信及宗徒公函。此外,在耶穌會士狄守仁(P. Petit, S.J.)領導下,耶穌會士也出版了福音(一九四○)、新經全書(一九四九)、宗徒大事錄(一九五五)及羅馬書(一九五六)。可是這幾本譯本,即卜氏,歐氏和狄氏的譯本,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未合水準。

  上述的多種天主教譯本,都是譯自拉丁通行本,只有蕭靜山的修訂本略按照希臘原文加以修訂。除了這些譯自拉丁通行本的中文譯本外,吳經熊博士先後於一九四六及一九四九年翻譯了聖詠譯義初稿及新經全集,譯自英文法文譯本,譯文高雅,卻履欠中肯,尤以聖詠及聖保祿書信為甚。

  一九五四年,為了滿全中國主教團第一屆會議(一九二四)那尚未滿全的期望,方濟會士雷永明(Gabriel M. Allegra, OFM),在當時教廷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Mgr. M. Zanin)的贊同及祝福下,於北平創立了思高聖經學會(一九四八年南遷香港,時至今日),在十多位方濟會士的合力辛勞下,費了十六年工夫(一九四五∼一九六一),從聖經原文譯就了全部聖經,並加上引言,注釋和附義,凡十一卷,共四千餘頁。此後又費了五年工夫(一九六三∼一九六八)將這十一卷聖經重加修訂,出版了聖經合訂本,附有簡短引言、註解、繪圖、附錄及彩色地圖多幅,全書凡二千餘頁。這是中國天主教會有史以來的第一所聖經學會,也是第一本譯自原文的聖經中文譯本。